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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先秦时期东夷文化与华夏文化的关系
 
阅读次数:5968    添加人:rzsq    文章来源:《日照文博》2011年第一期    
 

                                  试论先秦时期东夷文化与华夏文化的关系 
                                                 程红
摘要:本文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先秦时期东夷文化与华夏文化的关系。从狭义的华夏文化(中原文化)来看,东夷族曾创造出比中原华夏文化先进的史前文化,并积极影响着中原文化的形成;商朝以后,中原文化在吸收了东夷文化以及其它文化发达起来以后,开始反转过来给东夷文化以巨大的影响;西周时期,东夷人的光辉灿烂的史前文化逐渐被融合到齐鲁文化中去。从广义的华夏文化来看,东夷文化与中原文化并列,属于组成华夏文化的一个子文化。
关键词:东夷;东夷文化;华夏文化;中原文化;海岱文化

“华夏文化”有广、狭二义。狭义的华夏文化是指汉族的前身华夏族(虞、夏、商、周)所创造的文化,亦即先秦时期我国中原地区的文化。广义的华夏文化指我国古代以黄河流域的华夏族为中心,包括周边各族所创造的文化在内的文化综合体。
  东夷文化是聚居于海岱地区的古东夷族所创造的文化体系。所谓海岱地区,主要是指山东地区和苏北徐海一带,是以泰沂山系为中心,包括周围小块平原和胶东丘陵在内的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所谓夷,是夏商周三代中原地区的居民对以海岱地区为主体的东方居民的称谓,如《礼记•王制》曰:“东方曰夷。”[1](P155)夏称之为“九夷”,商称之为“夷”或“夷方”(甲骨文中作“尸方”或“人方”),入周以后始名之为“东夷”。东夷族的史前文化与中国古代文明(秦汉以前指华夏文明)的许多内容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从狭义的华夏文化来看,东夷族曾创造出比中原华夏文化先进的史前文化,并积极影响着中原华夏文化的形成。从广义的华夏文化来看,东夷文化与中原文化并列,属于组成华夏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子文化;换言之,东夷文化是华夏文化的重要来源之一。
  但是,自西周以来,受“万世一系皆源于黄帝”思想影响,在东夷文化与华夏文化的关系问题上,一直存在着“尊夏卑夷”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只有生息在中原地区、以黄帝为始祖的华夏族所创造的文化才是中华民族古文明的正统所在,华夏(中原)文化要高于周边其他民族的文化,而其它民族的文化(如东夷文化)或是由中原地区文化传播过去的,或是在中原文明中心的辐射之下产生的,都是落后于中原的。正是由于儒家“尊夏卑夷”观点的长期存在,以至于在儒家的典籍中,对东夷的记载是只鳞片羽,并且夹杂了大量蔑视贬抑的内容。如《论语•八佾》云:“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2](P24)《左传•成公二年》云:“蛮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毁常,王命之。”[3](P809)针对这一观点,现代著名学者王献唐先生曾一语中的地指出:“过去传统上的儒家夷夏观点,尊夏而卑夷,现在看来是大错特错的。中国古代民族历史,整个的是夷、夏历史,中国古代民族文化,整个的是夷、夏文化。夷和夏是对立统一的,并不能由对立判分高低,高低是由他们立场不同反映的民族偏见。”[4](P208)
  从上世纪30年代初期即有学者对东夷及其历史文化予以特别关注。如蒙文通先生在《古史甄微》中认为东夷族是中国古代民族的三大族系之一;[5]傅斯年先生于1930年和1935年先后发表《大东小东说》[6]与《夷夏东西说》,[7]把东夷历史提到了同中原华夏历史等同的高度;徐旭生先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认为中国古代部族的分野可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并对东夷族先祖部落集团的名称、地望、发展谱系及其与华夏、苗蛮诸部落集团的关系都进行了详细的考订。[8]此后,有关东夷历史及其文化的专门论著不断问世。 与此同时,考古学家也展开了对东夷活动地区的考古工作。先后在山东发现了龙山文化(1928年)、大汶口文化(1959年)和商周青铜文化的许多遗址。这些发现进一步证实了东夷古文化不是来源于中原地区,也不是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而产生和发展的,而是以山东及其周围地区的古东夷族人民自己辛勤劳动创造的土生土长的文化,并且在很多方面是领先于包括中原文化在内的其他文化的。为进一步澄清人们长期以来对东夷文化的地位及其与华夏文化的关系的认识误区,本文结合相关古文献及考古资料对东夷文化在史前、夏、商、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征及发展线索加以考察,以探讨东夷文化与华夏文化的关系问题。
(一)史前时期的东夷文化
  据文献记载,“夷”这一称谓始见于夏代。但是东夷文化在久远的史前时期就已经生根发芽,它是中国古代文明中最古老、最辉煌的组成部分之一。尤其是大汶口———龙山文化,它相对于组成华夏文化的其他谱系来说,是处于高度领先地位的。文献记载及考古资料都可以说明这一点。
  1.弓箭发明者。《说文•大部》:“夷,从大,从弓。东方之人也。”[9](P213)又《说文•矢部》:“古者夷牟初作矢。”[9](P110)由此看来,东夷人当是弓箭的最早发明者。
  2.先进的制造业。(1)玉器的制作。大汶口文化时期,东夷人在石器、骨器制作的基础上已开始制作玉器,成为史前最早佩戴玉器的人们。(2)生产工具的制造和金属冶炼。《说文•金部》云:“銕,古文铁,从夷。”[9](P293)最早的“铁”字“从夷”,说明东夷人可能是铁的最早发明者。到龙山文化时期,小型铜制工具已经出现,如在长岛县店子村龙山文化遗址的灰坑中曾发现一枚圆形铜片,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化验鉴定是黄铜。[10](3)陶器制造。东夷人在北辛文化时期已开始制作陶器。到大汶口—龙山文化时期已全面、准确地掌握了陶土的选择、成型、烧制等一系列极为复杂的过程,特别是这一时期出现的薄如纸、明如镜、黑如漆的蛋壳陶,更是驰名中外。蛋壳陶制作之精美,技术之高超,在整个中华史前文化中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4)酿酒业。《后汉书•东夷传》载:“东夷率皆土著,喜饮酒歌舞,或冠弁衣锦,器用俎豆。”[11](P2810)据目前考古资料来看,我国的人工酿酒最晚应始于大汶口文化早期。这时的原始农业及陶器制造业的发展都为酿酒业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和可能。有专家认为,早在北辛文化时期即已出现的高柄杯,可能就是一种酒器。[12]据此推断,我国酿酒业的产生有可能始于比大汶口文化更早的北辛文化时期。上述情况均说明,当时东夷人的制造业在中华民族制造史上是处于高度领先地位的。
  3.先进的“礼”、“乐”文化。古代中国,往往被称为“礼乐之邦”,古代的中国文化,因此也被称为“礼乐文化”,而大汶口—龙山文化正是形成这一礼乐文化的重要来源之一。高炜先生在《龙山时代的礼制》中指出:“礼乐制度形成于龙山时代”,到龙山时代,山东地区礼制的显著特点是,“棺、椁并用的木椁墓,以犬为牺牲,以鬶和蛋壳黑陶高柄杯为代表的一套酒器、食器,鼉鼓,兽面纹玉琮、玉钺,鸟形玉饰等……。其中许多文化因素为二里头文化所承传、成为商周礼制、礼器的组成部分。”[13](P240—242)1979年在山东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墓葬里出土了名叫笛柄杯的乐器,发音与现代横吹竹笛不贴膜时发出的音响相似。[14]这是迄今发现的我国最早也是唯一的陶制横吹管乐器。与仰韶文化出土的陶埙相比,笛柄杯发出的音调更多。由此可见,东夷人在礼乐方面的发展水平远高于同时期的中原人的水平。
  4.最早的文字雏形。于省吾、李孝定和李学勤等专家曾明确指出大汶口文化发现的陶文应该是中国文字的源头之一。
  5.文明社会的先导者。解放前,在山东章丘龙山镇城子崖及寿光边线王发现了两座城堡。除此之外,从考古资料我们得知,东夷人约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即已进入了父权制社会,并且出现了私有制和贫富分化。财富被据为己有,战俘变为奴隶,还出现了人殉。到龙山时代还有施用刑罚的现象,刑罚的出现也正是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存在的证据。以上情况都表明,东夷人此时已摆脱野蛮时代的束缚进入文明时代。正如田昌五先生所说:“专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大汶口文化领先于仰韶文化及黄河流域其它文化,当仰韶文化出现家族公社时,大汶口文化就已是一夫一妻的家庭和父权社会了,而且已有较严重的贫富不均现象,加以大汶口随葬的陶器、骨器、玉器之精美,同时代无以伦比,以至于有人认为它已进入了文明时代!”[15]
  东夷族生活的海岱地区,是一个相对独立而封闭的地理单元,这就使得当地的史前文化具有相对独立性,自成发展体系。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东夷海岱文化既有相比于中原大陆文化所呈现出的相对独立和封闭性,又具有海洋型文明的开放性和辐射性。据考古发掘资料我们可知,山东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遗址,以山东为主,包括江苏、河北和辽东半岛等部分地区,在豫东、皖北也有零星发现。而东夷地区却不见或很少见其它文化的影响。这说明,在整个史前时期,东夷人的文化向周围地区的传播是主流。特别是大汶口—龙山文化时期,东夷人的文化自东向西(中原华夏地区)发展更为明显。那种认为中原(华夏)文化只由中原一个部落、部族或民族创造的一元论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
  史前东夷族与中原华夏族的交流也反映在古史传说及文献记载当中。在古史传说中,东夷的先祖有太昊和少昊两个集团,之后还有蚩尤的九黎集团。东夷人最初只是分布在鲁中南山地丘陵区和东部半岛丘陵区,大约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华夏族和东夷族开始有了交流,东夷人在蚩尤的领导下来到了坦荡的鲁西北平原,与东进的炎黄部落开始接触,由此拉开了夷夏大融合过程。夷夏大会合是黄河流域炎黄集团东下、东夷集团西上必然发生的事情。炎帝与蚩尤的传说,曲折地反映了夷夏东西大会合之际炎黄集团和东夷集团冲突与融合的史事。通过蚩尤转战之迹,我们可以得知夷人的活动范围已从东部海岱地区扩展到中原地区。然而,正是在中原地区,东夷人西进的势头受到了炎黄集团的遏制。经过夷夏“涿鹿之战”,东夷集团在炎黄集团的联合抗击下节节败退,又被逼回了山东老家。随后炎黄之间也展开了“阪泉之战”,结果作为黄帝联盟的炎帝部落也失去了在中原地区的立足之地,这样炎帝部落的大部分不得不东迁至“东夷之域”,与东夷人杂居错处,山东地区所以有诸多炎裔之国如姜姓的齐、纪等,都可以作为夷夏由斗争而融合的必然结果。
  当炎帝部落逐步融入东夷之际,黄帝部落也向东推进至豫东及鲁西北平原之地,与东夷人联合建立了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夷夏联盟的建立,意味着夷夏大融合过程的第一阶段即冲突阶段基本结束,第二阶段亦即携手合作阶段由此开始。《孟子•滕文公上》记载:“当尧之时……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16](P124)有关学者推断:大洪水的发生区域,主要的是在兖州,豫州的东部和徐州的一部分可能连带波及,[8](P139—144)也就是说,洪水发生地当在东夷地区。面对滔滔洪水,“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16](P124)舜、大禹、伯益都是东夷之人,在这次夷夏合作治水的过程中,夷夏两大集团同心协力,并肩作战,最终取得了胜利。经过长期的合作,夷夏之间彼此的差异越来越少,共同点越来越多,在语言、心理、习俗上慢慢趋于一致,这样夷夏部落联盟实际就变成了一个具有文明民族一切重要特征的共同体了,即历史上所说的华夏族。可以说,从“人种学”上讲,东夷人当是汉族的前身华夏族的主要来源成份之一。
(二)东夷文化与夏文化的关系
  20世纪70年代,在山东境内发现了一种晚于龙山文化而早于商文化的考古文化,学术界定名为岳石文化。从出土的器物来看,岳石文化中除少量因素受其他文化的影响外,基本是山东龙山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当属夏代东夷人的文化。目前学术界公认洛阳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从表面看来夷夏文化好像没有任何联系,实际不然。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关于夏部族的地望研究形成了两大派别。一派是以傅斯年先生为代表。傅先生在他的《夷夏东西说》一文中提出“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7](P4)“夷夏东西说”观点一提出,就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另一派是以杨向奎先生为代表。杨先生在《禹贡》半月刊第7卷第6、7期上发表了《夏民族起于东方考》一文,提出了与傅先生截然相反的论点,即夏部族起于东方。近年来,随着文献研究和考古工作的巨大进展,杨先生的观点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赞同。 笔者在此也是倾向于杨先生的观点,认为夏氏族当是起源于东夷部族。
  再看夏朝的建立。夏朝的建立与后来的商、周王朝不同,它是直接由尧舜禹时代得到进一步融合发展的夷夏部落联盟转化而来的。据文献记载,夏朝与东夷的关系都是很密切的。夏朝初建时,就有“益干启位,启杀之”即夷人与夏君争夺王位一说。如下几种情况值得注意: (1)夏朝的同姓国多在山东,如斟寻、斟灌等; (2)夏朝初年曾发生数十年的扰攘纷争,其中牵涉到的重要人物和重要地点也都在山东; (3)夏朝是从夷夏部落联盟转化而来的,后者在尧、舜、禹时代主要活动于山东一带; (4)大禹治水主要在“四渎”之间的鲁西北平原,而禹又是夏朝的建立者; (5)在山东章丘龙山镇的城子崖遗址是目前发现的最大的龙山文化遗址。从上述种种情况可以推测夏朝的统治中心,前期当在黄河下游,以山东地区为主。只是到后来经过“太康失国”、“羿浞代夏”等一系列政变后,到少康即位时,东夷势力已非常强盛,迫于东夷的巨大压力,夏王室不得不西迁,由此便开始了中国古史上的一场规模空前的民族大迁徙。到了孔甲时期,政治腐败,迫于内忧外患,夏王室又被迫继续西迁,直到河南洛阳一带。笔者认为,二里头文化当是夏朝西迁至中原地区,融合当地“河南龙山文化”而发展起来的夏文化。而山东龙山文化后期当属早期的夏文化。正是由于夏朝的西迁,才导致了山东龙山文化的衰落,东夷人的岳石文化便继之而起。但是,夏王室并不是一味地西迁,有时候其势力也曾进入到东夷腹地,就像范文澜先生说的:“夏都经常迁移,或东进或西进,说明姒姓势力与夷族势力的消长。”[17]在这些迁徙过程中,融合于夏文化中的东夷文化因素便随着夏文化的西迁及北上南下而浪花四溅,流向四面八方,促进了中华民族古文明的交融与进步。
(三)东夷文化与殷商文化的关系
  关于商族起源问题,历来争议颇多,主要有西方说、东方说、北方说与南方说。西方说者出现最早,如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序》云:“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18](P686)即是主张商族起源西方的“亳”。金景芳先生在《中国奴隶社会史》中主张商族源于北方燕亳之地。[19](P51-54)卫聚贤先生在《古史研究》中主张商族源于西南的四川,之后沿长江南岸东下至镇江,又沿海北上经安徽至河南商丘,又由商丘向北发展至山东,又至河北,最后又向西发展至西亳。[20](P10-29)而主张商人起源于东方说者最多,如王国维在《观堂集林》中说:夏与商“杂处河济间盖数百岁,……虞夏商皆居东土。”[21](P451)傅斯年在《夷夏东西说》中也持东方说。[7](P4)针对这一问题,景以恩先生发表《商族源于齐东新探》[22]、张富祥先生发表《商先与东夷的关系》[23],对商族起源于东夷说做了很好的论证,认为只是到了夏代商族的华夏化程度日深,才与山东半岛地区的“九夷”发生差别。夏王朝对东夷失控的同时,商王朝得以兴起,由东向西灭夏,最后定都中原。笔者认为此说甚是。
  商人的始祖契,在尧舜禹时代地位显赫。尧时被举为夷夏部落联盟上层为数不多的几个首领人物之一,舜时担任主教民的司徒,禹时参与治水,功勋卓著。这说明商人很早就参加了夷夏部落联盟,在通过治水事业推动夷夏部落联盟向华夏族转化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契以后,商人长期活动于夏朝统治区域内,与夏王朝的关系都是比较密切的。不过,商人虽然从属于夏朝,但没有严格的君臣隶属关系,只是遵奉夏朝为共主而已。到成汤时,商已形成与夏朝对峙的强大力量,并最终灭夏建商,从组织上脱离了东夷集团。众所周知,商人都邑屡迁。商朝的历史,以盘庚迁殷为界,可分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大体上以今鲁西南地区为统治中心,后期西迁至殷。笔者认为,商人的迁都应与商、夷势力在山东、河南边境的互为消长有关。如《尚书•盘庚》载:“我王来,即爰宅于兹……兹犹不常宁,不常厥邑,于今五邦。”[24](P223)此处“不常宁”当指东夷的骚乱。殷商王室可能就是迫于东夷的压力,所以不断迁都,最后定都于中原。殷商文化就是以东夷文化为基础又接受了中原文化而发展起来的。盘庚迁殷以后,东夷地区作为商朝前期的大本营仍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如商朝的主要与国蒲姑、莱、微等都在山东。商朝下半叶以来,特别是武丁以后,商王室势力强大起来,于是便加紧了对东夷人的压迫和歧视,他们对东夷主要是采取征服和同化的政策,殷墟卜辞也不断出现“征人方(即东夷)”的记载。在商王几百年的镇压下,东夷人被迫退居于胶东半岛一隅。至此,东夷海岱文化开始与中原文化脱节并落后于中原文化。商末中原地区已进入奴隶社会晚期的封建领主制阶段,而东夷人却仍停留在奴隶制初级阶段。
  这段历史可以与考古材料相印证:山东地区的商文化遗址和出土铜器多属商代晚期,只有济南大辛庄早期遗存相当于商代早期偏后的二里岗上层时期。在泗水尹家城、菏泽安邱堌堆等地,这类早中商遗存都是在岳石文化地层之上的。这些早商遗存中的绝大部分因素都已不能从当地岳石文化中找到源头了。由此可见,这类早商遗存对岳石文化来说应是一种替代而非融合,是中原华夏文化向东扩展时对东夷文化的一种挤压和排斥。不过,早商文化遗存在山东的分布主要局限在山东西部,山东中部和东部还没有见到。即使在山东西部,至今也仅发现少数遗址。这说明商、夷此时还基本处于对峙状态,商王朝还没强大到足以侵入整个东夷地区的地步。到商代晚期情况便不同了。华夏系统的商文化已基本侵入到东夷文化的腹地。不但前面提到的早商文化分布区又有更多的晚商遗存发现,而且向东直至潍河附近都有商文化或以商文化为主要内涵的遗址发现。但是商代晚期的胶东地区是一个特例,在胶东地区,至今还没有发现以商式器物为主的遗存,其文化面貌基本还是东夷的岳石文化,很少见到商文化的因素。商文化的代表性遗址是长岛珍珠门。海阳尚都村曾出土过一些商式铜器,据分析,这些商式物品可能只是输入品或掳掠品。同珍珠门文化的器物相比无论质地、颜色、器形和纹饰都是判然有别的,看不出二者相互影响或融合的明显迹象。由此可见,整个商代,胶东半岛的东夷文化基本上是相对独立的。
(四)东夷文化在周朝与齐鲁文化的融合
  周人是黄帝的后裔,最初发迹于山西西部一带。但周人早期历史似乎与山东有些关系。据文献记载,周人的始祖弃在尧舜禹时代曾进入夷夏部落联盟的上层,担任掌管农耕的职务,由于政绩突出,被祀为农神后稷。夏朝建立后,弃和儿子不窋均作过夏朝的农官。如《史记•周本纪》载:“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穀。’封弃於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窋立。”[18](P112)前面已经提到,夷夏部落联盟和夏朝早期主要活动于鲁西地区,既然弃和其儿子均在夏朝任职,那么说周人的足迹到过山东地区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估计周人应是当年夷夏大会合之际随着炎黄集团东下进入山东的。关于周人离开山东,《史记•周本纪》提供了一个线索:“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饹戎狄之间。”韦昭注曰:“夏太康失国,废稷之官,不复务农。”[18](P112—113)这似乎表明,周人后来值夏朝“太康失国”内乱之际离开山东辗转流徙并最终定居于陕甘一带。周初爆发了武庚和“三监”之乱,周王室借平息叛乱曾大举东征,灭掉了许多东夷国家,接着在其基础上封邦建国,推行分封制,由王族或近亲进行统治。姜太公建立的齐国便是其中一例。齐国建国之后,姜太公便采取了“因其俗,简其礼”[18](P1480)的措施,即允许东夷土著居民保持自己的传统习俗,并删简他们的礼制。齐太公还首创了“以法治国,尊贤尚功”的政策,吸收东夷土著和殷商遗民参政,让其发挥才能。又采用“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18](P1480)的“农副并重,通商惠工”的政策发展经济,富国安民。这样,齐建国初期所遇到的社会矛盾一一迎刃而解。这些政策的实施奠定了齐国富强的基础,也可以从中看出他的民族政策是怎样赢得人心,使东夷人民心悦诚服地成为齐国的附庸国的。与此同时,西周还把夷族一部分民众作为“顽民”迁往西陲或驱入淮泗、南下江南。这是一次强制性的远距离的大迁徙。此次迁徙对东夷人民来说是一场灾难,但在客观上却大大加速了中原各族融合的步伐及中原华夏文化的形成。
春秋时期,齐桓公任用了雄才大略的管仲为相,成功地进行了富国强兵的改革。管仲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对东夷人实行了“通齐国之鱼盐于东莱,关市讥而不征”的政策,即与东夷人开关通市,友好贸易,并用免税的办法鼓励东夷人到齐国经商,彼此互惠互利。东夷人对齐国越来越依赖,关系更加密切。中原文化和东夷文化也在相互交流中得到进一步交融。
随着齐国的逐步强盛,不断吞并了残存的一些东夷小国,并最终于公元前567年把东夷族在鲁东地区所建的莱国也并入齐国版图。至此,东夷各部族就完全成为地道的齐国人了。从此之后,东夷文化并入齐文化,作为我国先秦文化的主流又引领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整体进步。
(五)结论
纵观整个史前及夏、商、周各代,虽然在夏商周的族源是否在东夷这一问题上至今仍有争议,但可以肯定东夷文化与中原华夏文化的关系一直是相当密切的。东夷文化的主流是东夷人民自己创造,与中原华夏地区的文化风格截然不同。东夷史前文化,在起步时间上并不比中原地区晚,与中原地区基本上是同时各自独立发展的;在发展水平上,也并不比同期的中原地区落后,有些方面甚至处于高度领先的地位;在影响方面,虽然是相互的、双方面的,但是其主流则是东夷文化积极主动的影响着中原地区的古文化。具体说就是史前、夏时期,东夷人的文化主要是自东向西(中原地区)发展的,到了商周以后,中原文化在吸收了东夷文化以及其它古老文化发达起来以后,开始反转过来给东夷文化以巨大的影响,直到后来东夷人的光辉灿烂的史前文化逐渐被融合到齐鲁文化—华夏文化中去。最后,我们也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东夷海岱区是中华古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东夷文化与狭义华夏文化(中原文化)一样,是组成广义华夏文化综合体的一个子文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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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张富祥.商先与东夷的关系[ J].殷都学刊,1997, (3).
 [24]孙星衍.尚书今古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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