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莒文化内涵初探
 
阅读次数:5781    添加人:rzsq    文章来源:《日照文博》2011年第一期    
 

莒文化内涵初探

(苏兆庆  刘云涛)

    陵阳河遗址,1957年夏,洪水暴发后,出土一些石器、陶器、遗物很丰富,引起考古界的重视。王思礼,张学海由苏兆庆陪同进行了考察,据当时两位先生分析“陵阳河的文化遗存比山东典型龙山文化更早,又一新的文化类型。”随后进行试掘,抢救发掘,直至1979年的大规模发掘,出土珍贵文物极多,是同时期,其他遗址所不能与之相比。特别是1960年出土的三个刻陶文的大口尊,笔者1969年奉命送去出国展览后,在京期间,于省吾、唐兰  等先生先后发表高论,隶定为文字。随后与当年发现甲骨文一样,为考古、历史、古文字、天文等学科所瞩目。因此,以陵阳河陶文为核心在国内外掀起讨论中国文明的热潮。立论颇多,新说层出不穷。陵阳河名扬海内外。借天时地利,莒文化的研究随之而起。30年过去,莒文化研究也是硕果累累。将一个自春秋战国之后,被贬为落后的东夷莒氏之历史,再次重新颠倒过来。值得庆贺。本文就莒文化的内涵作以探讨,请方家赐教。

    冯友兰先生将历史区分为“本来的历史”(客观存在的历史)和“写的历史”(史学家以主观认识和研究为根椐撰写的历史)。可以联想,文化何尝不也是如此?拿山东省齐、鲁、莒文化来说,齐、鲁文化是周人撰写的文化;莒文化是本来的文化。它是用近50年出土的罕见文物,而展现自身的历史与文化。可称为文物莒文化史。

    东夷是指居于中原地区四周的“华夏”而说。《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德以柔中,刑以威四夷。”

    先秦文献讲春秋战国时期民族关系,常用“中国”、“华夏”和“蛮、夷、戎、狄”。因此,在叙述春秋战国四周的少数民族和华、夷民族的融合之前,先说什么是“中国”、“华夏”和蛮、夷、戎、狄。

    “中国”这个词最早见于周初青铜器何尊铭文:“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以驭民”。其意是说武王攻克邑商,祭祀天帝:我以后就住在这天下之中的地方,在这里统治天下人民。

    可见,“中国”最初的意思是天下之中。周人认为,以现在河南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处于“天下”的最中心,所以他把居于黄河流域中下游的周和周封的诸侯国统称为“中国”是从地理概念上说。从民族上说,当时“中国”与四周杂错相处的蛮、夷、戎、狄蛮族相比,自认为经济、文化发达,所以周人自豪的把居住在“中国”的民族称为“华夏”—伟大光明的夏,周人克商建立国家之后,常以夏的继承人自居。说明“华夏”的范围和族姓很广,很多。

    春秋时期,“中国”人眼中的“蛮、夷、戎、狄”还没有“西戎”,“北狄”“南蛮”、“东夷”这样严格的方位对称关系。他们只是对某一偏僻、落后地区民族的称呼,有时称“蛮”有时称“夷”有时又称“戎”,或者像商周时一样称“方”,比较随便。都带有鄙视的意思。战国以后,蛮、夷、戎、狄在方位上有了比较严格概念。《左传》德公二十三年,“德以柔中”刑以威四夷”“四夷”范宁《春秋·梁传》中解释:“四夷者,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之总称也。”《说文·大部》即训“夷”为从弓从大,东方之人也。“东夷”是在儒家的传统观念中被视荒远之地,看成是野蛮落后的民族。其实不然,莒人至今还保留着“桃弓箭”的风俗。青年人结婚时,做小弓箭,绑在床腿上,其想法是希望生男孩,生男孩之后,做一弓箭和一块长30厘米、宽15厘米红布一并插在大门前屋檐下,以招示,这家子生男孩了,是崇尚武的习俗,“夷”就是一人扛着弓。二十世纪30年代初,莒地发现了日照两城典型龙山文化,50-80年代又相继发掘出陵阳河、朱家村、杭头、前寨等大汶口文化遗址和岳石文化遗址,并发现了这几种文化遗存的三叠层关系,和出土的陶文、鸟形双鋬鬶、牛角形陶号、酿酒器等重要文物,这些考古成就显示出史前夷人文化已达到相当发达的程度,历史、考古学界对东夷的研究骤然升温,掀起了20世纪80年代的东夷文化热。很多学者说:“莒文化是东夷文化的代表。”由于东夷民族分布的地区与大汶口文化发展的地区十分一致,就可以得出大汶口文化是东夷民族文化的结论。张学海先生说:“陵阳河遗址,是最早发现的大汶口文化遗址”。

    《山海经》载:“东海之外有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棄其琴瑟。有甘山、甘水出焉,生甘渊”。《逸周书·尝麦解》载有:“命蚩尤于少昊”。《说文》:“赢,少昊氏之姓”。《汉书·地里志》在城阳国莒县下说:“故国盈姓。……少昊后”盈字与赢音近通用。有人说太昊与少昊是地名,也有人认为少昊本为神,例如,袁珂说少昊是鸟神,太昊是太阳神。但多数学者从李白凤的说法:“经过初步探索,黄帝、太昊、少昊这些古代氏族是实际有过的,但并不是人而是族姓”。(2)释陶文“ ”为“昊”字,(图一)《拾遗记》载:“少昊以金德王,母曰皇娥,……时有神童,容貌绝俗,称白帝之子,帝子与皇娥泛游于海上,以桂枝为表,结薰茅为旌,刻玉为鸠,置于表端,言鸠知四时之候,所以《春秋左氏传》曾说鸠鸟(伯赵)是四至之官”。今之相风,此之遗象也。……后来,皇娥生了少昊,号称穷桑氏,又号金天氏,这时有五只凤凰,颜色各异,是按五方的颜色红、黄、青、白、玄而生成的,飞落在少昊氏的院里,因此他又称为凤鸟氏。”

    东夷民族,史书上有不少记载。蚩尤就是东夷民族记载最早的英雄。据《逸周书》记,他曾与黄帝争夺帝位而大战于涿鹿。蚩尤之后东夷民族的另一个英雄是少昊。制定了历法,以鸟名官。《左传》昭公十七年记郯子,讲述以鸟名官的制度:“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中,瞗鸠氏司马也。鸤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这个记载里可以看到少昊族已经具备了国家的雏形。五种鸟氏族是具体管理历法,观察日月星辰天文现象。五种鸠氏族是具体管理国家事务,其中祝鸠、鴡鸠相当于后来的司徒(土)、司马和司工(空),管理土地,战争和工业。爽鸠氏相当于司寇,是法官,是镇压国内人民的机构。鹘鸠代表司事,等于周代的卿事,但在少昊时代还名列最后,而到周代则为百官之首。五雉掌管手工业和度量衡等。九扈掌管农业耕种及收获。这说明少昊时代已经建立起各种管理机构了。可见郯子所说并非虚构。以鸟命官反映了东夷民族以鸟为图腾,对鸟的崇拜,陵阳河遗址1977年出土的两件白陶双柄鬶,流口上翘作鸟喙形,颈偏腹上前侧,象昂首的大鸟,颈前下饰竖突钮,两侧各饰一圆突钮,似为鸟的鼻子和两只眼睛,腹上双鋬各有三条阴纹,如鸟之双翼,后袋足上装一小鋬,犹如鸟的尾巴,整个鬶的造型,象一只鸟(图二),同时,在陵阳河和大朱家村两遗址中还出土几件器盖钮也作鸟状。

    陶文“ (图三),象日、云气和山峰构成“山上的 云气承托着初出山的太阳,其为早晨旦明的景像,宛然如 绘”,由太阳离山峰近而得知,是一个会意字。它描写的是日出的景像。据《左传·昭公十七年》和《逸周书》记载,少昊时代有以玄鸟氏为主管春分和秋分的历官,叫司分者。《尚书·尧典》又记载了:“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日出,平秩东作”。描述了在夷地叫旸谷的地方于春分的时候祭祀红日 出,即时傍晚南方中天星象为“鸟”星。我们知道判断春分与秋分不能用物候,只能采用天文观测。怎样才能根据日出决定春分并举行祭祀呢?如果在部落居住的地方有突出的山峰,只要观测点选择得当,只要在山峰正西方向,选择一观测点,在春分的时候就能看到陶文“ ”所示的景象。如果观测点恰巧为一高岗,就会成为天然的春分日出方向观象台。发现当然要经漫长的岁月,最初人们只是登高远望,逐渐地发现了日出于山峰正顶是春播的良机,而使这个陶文成为玄鸟氏的记号和祭祀礼器上的字符。因此这个陶文表示春分到来之意。春字的字型为“”从日草屯,表示届时生草;而这个时间取决于日。陶文“ ”字指出了少昊时期人们决定春分秋分所使用的方法。泄露了少昊时期东夷民族天文历法的秘密。按残月宿日出来解释陶文图像,则当时人们已经用月相变化记时也是可能的。春字在《左传》等书关于司分者的记载有了依据,并使我们知道《尧典》中记叙的羲仲就是一个司分者,他观测日出以定春分,并在春分那天举行宾祭,祭祀日出和春分来临,安排春季农作。这个陶文使我国根据天文观测制历的年代提前到距今大约在5000年的时期,说明我国天文历法源远流长。

    值得注意的是《尧典》中关于“日中星鸟,以殷仲春”的记载,与少昊以鸟命官的作法以及东夷民族对鸟的崇拜所具有的一致性。也可能为东夷人看到春分前后傍晚南天星空的图案酷似鸟而更加崇拜鸟对鸟星的崇拜和祭祀仪式, 是东夷民族观测天文的一个重要特征。

    中国古代关于日月出没于山峰的记载大量见之于《山海经》之中,在《山海经·大荒东经》和《大荒西经》中,各有七条日月升起和下降的山名,不但反映了不同地区用不同的山作为参照物用以确定日出方向,还反映着同一地区用不同的山作为参照用以确定不同季节的日出方向。《大荒东经》中有条记载云:“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孽摇頵羝。上有扶木。柱三百里,其叶如芥。有谷曰温泉谷,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鸟”。这里关于日出汤谷的说法与《尧典》相同。看来孽摇山位于夷地,认为太阳东升西落,是因为由鸟载着飞翔,也与东夷民族对鸟的崇拜相符,总之,《山海经》关于日月出没于某些山的记载为陶文“ ”作了文字上的注释。笔者认为:在不同地方发掘的大汶口文化遗址中会有同样的陶文“ ”出土。在莒县陵阳河,大朱家村以及诸城前寨、安徽蒙城尉迟寺等处出土了类似的陶文,它不是偶然的巧合,它是东夷民族不同部落都掌握了日出方向定季节的证明。莒是少昊时期的中心所在。

    为了验证这个判断,我曾在春分和秋分季节多次到陵阳河遗址发掘点中央观察日出现象,证明寺崮山山峰是春分日出参照目标,这个观测点恰好位于遗址中央一个较高的石岗上,寺崮山北峰的方位正东偏南5度,春分时太阳升到山峰之巅时,就能出现陶文的图景,它可能是东夷民族一部落天文观象台的遗址。在大朱家村考察时,大朱家村遗址东方也有一个高耸的孤峰叫屋楼崮。从前崮的高峰处有一个塔,突出了它位于东方是一个方位标的地位。这一景观曾被称做莒城八景之“屋楼春晓”,现在峰上已无高塔,春分到来时,太阳出在山巅之上。由此判断“屋楼春晓”、“陵阳望春”无疑是陶文所描述的景观。


    莒之名,由来已久。据最新考古资料证明:莒州历史悠久。马承源主编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第二十五简云:“禹治水受阻,于是乎在夹州,徐州开始可行的几处禹通淮河、沂河、东注之海;于是乎又在竟州, 莒州开始可行的几处也。禹乃通蒌水与汤水,东注之”。莒州即莒国。简文记载,在山东地区尚未有青州和兖州之时,就明确有莒州了,所以说“莒州为九州之一”岳石文化即为夏代文化,它是由龙山文化延续而来,在莒城周围已发现塘子等十几处岳石文化遗址,为莒地夏文化填补了空白。

    商代,莒为商代方国,是商王朝册封的方国之一。(见殷墟甲骨文)。“四封方”或释“四邦封”。甲骨卜辞中指  (莒)方、羌方、羞方、辔方。1981年秋,在莒之西南防城出土商代青铜器28件,其铭文为“举 ”(莒)。以上两种铭文证明:莒商代前就是方国。

    《 重修莒志》载:“周武王十三年,封少昊之后兹舆期於莒。”史书说古有“三莒”笔者近年来进行过实地考察,证实“三莒”之说是可信的。北莒胶州介根,中莒即今莒国故城,南莒在赣榆县,有村名曰:大莒城和小莒城。莒国第一代君之墓,在莒城西十公里,浮来山脚下,平地突兀,巍巍壮观。

    古史传说中的太昊和少昊,是兴起于东方的两大东夷部族,他们的崇拜物是太阳和凤鸟。昊像太阳之下的人形,有的学者认为其代表为太阳神。反映了东夷集团的日神崇拜。关于二昊的地望,历代学者众说纷云,莒县陵阳河、大朱家村、杭头等大汶口遗址出土的20多个陶文和鸟形双鋬鬶和众多鸟形器、牛角形等佐证。其地望在今沂蒙山东南的沂、沭、淮(潍)、泗水等流域,东至黄海。莒为其中心。数千年来,莒之经济文化始终走在前列,因此这里应是东夷的发祥地。

    商代甲骨文,《古本竹书纪年》、《左传》等文献记载商人与东夷的战争,有仲丁时期征蓝夷,河亶甲征班方,祖乙时期征夷方、孟方,祖辛大规模征讨人方并俘获大量夷人,帝乙征夷方、尸方、人方,帝辛(纣王)征伐东夷有緍氏等。

    夏商王朝在对东夷的征战中,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元气大伤,这是夏商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反过来说它是东夷民族先进经济、军事、科学文化、艺术等全面发展的实情体现。

    莒地先民早在夏商之前,约5000年前,为中华民族做出了不可蔑视的巨大贡献:

1、文字的发明和使用是人类告别野蛮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之一,《荀子》、《韩非子》等文献记载仓颉作书,汉代司马迁认为仓颉是黄帝时期的史官。甚至有仓颉造字,泣鬼神的故事。莒县陵阳河、大朱家村、杭头等遗址为中心出土陶文 20个字为文字的起源和产生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21979年莒县陵阳河遗址19号墓出土牛角形陶号一件,制作精细,可吹出宏亮声音。它是用于狩猎、生产或是战争的一种召集族人统一行动发号施令的器具,该号是中国考古史上首次发现,弥足珍贵。它的发现表明中国东方莒之先民早在5000年前就已由野蛮朦味、一盘散沙的时代开始向着有组织、有纪律的社会迈进。率先吹向文明社会进军的号角。

3、莒地是山东大汶口文化烧制火候高达1200的白陶和龙山文化制作蛋壳陶最集中的地区。蛋壳陶是龙山文化最具特征的典型器物。经过长期的实践,工匠们终于烧制成这种质地紧密、器形规整精巧、黑如漆、亮如镜、硬如瓷、薄如纸的黑陶工艺品,使中国古代制陶工艺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4、综观莒地原始时代的陶器,一个显著特点是三足器特别多,尤其是肥满丰硕的袋足鬶,使大汶口文化耳目一新。而模仿鸟类的形象制作极为夸张的鸟头形、鸟喙形咀、流和三袋足,最具代表性的是陵阳出土的鸟形双鋬鬶,则无异是告诉人们,这里的先民们对鸟是有着特殊感情的。先民们做成鸟的形状,赋予鸟的精神气质。直至发展到社会组织生活中的“以鸟命官”,把传说的英雄们组装上一个鸟的身体或双翅,千方百计寻找出一个鸟的祖先,鸟的因子。时至今日,鸟在莒地终于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5、莒地制玉工艺,龙山文化继承和发展了大汶口文化的製玉技术,玉器文化日臻成熟。“彩石”玉器和“真玉”玉器成为玉器主流。龙山文化出现阴线刻、镂孔雕、浅浮雕技术。礼仪用品数量多。莒县桑园镇1978年出土一件7.2厘米高的玉琮,边长7厘米,孔径6厘米。玉质莹润。形状高方体、内圆外方、中孔较大。器壁外面平整,每面被较宽的竖槽一分为二,由四条窄槽分为相等五节。两城镇出土一件  兽面纹玉锛,玉质坚硬,莹润,青中泛黄色,四面平整光滑,下两面阴刻神獸纹,一面目圆而小,上有冠饰,线条繁缛,另一面目园而大,线条简练。两图案皆突出了目、鼻、口,线条纤细,行刀流畅,刚劲有力。

玉锛非实用工具,而是玉制礼器。神獸纹的出现反映了当时人们宗教信仰的特点。因此古有三代礼器源于东夷之说。

獸面纹始见于新石器时代玉石器上,是莒人的创举。这种纹饰盛行于商周。仅此可佐证,莒人的创造性和超前意识在同时期文化中是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

6、对于金属的认识,冶炼和应用是人类最早工业,因此学术界大多将其列入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莒地出土的青铜器,最早可追溯到距今四千年以前的龙山文化时代。莒地胶州三里河、诸城呈子,东港尧王城,临沂大范庄等遗址,出土铜锥和铜片,代表了中国青铜器萌芽阶段的发展水平,同时表明地处黄海之滨的莒文化地区,是我国铜器起源的重要地区。

1974年古莒地三里河遗址,出土黄铜锥形器两件。据电子探针微区分析,其年代在4100年左右。主要成分是铅和黄铜。冶铜技术的出现,必须会导致社会生产力快速提高,社会结构同样也会发生深刻变改。铜器是判断一个地区文明社会到来的早晚标志之一。此器出土可证明莒之先民早在4000多年前就已率先向文明社会迈进。

7、构筑城郭。莒地最早的城出现于原始社晚期,它是防御自然灾害和掠夺战争的产物。考古调查和发掘所见,大汶口晚期和龙山文化阶段,城郭出现多处。莒县陵阳河遗址城垣初见端倪,经试探,张学海先生认定:“是大汶口文化晚期城垣”。莒故城北侧钱家屯遗址,面积约百万平米,经发掘出土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和西周时遗物,内涵丰富。这个遗址南、北、西三面城垣清晰可见。有些地段尚存残垣高2-3。钱家屯遗址南面是春秋时期莒故城,因此,莒国故城有“古城阳”之称,至今依然。近年已发掘的城有:“尧王城、两城、丹土等”。

古城、文字、青铜三者,称之谓文明的三要素。莒文化地域已具备了专家们研究文明起源的条件。

8、天文观测和历法。“天”是古代先民最早研究的对象。天是怎样形成的?天上的日月星辰是怎样运行的?天上为什么会有四时的变化?这些问题,从远古至近古,人们一直在探讨。

在远古神话传说中,“天”是盘古用斧子劈开的,“人”是女娲用土捏成的。日月运行,是天上羲和、望舒驾驶着太阳车和月亮车在行驶。文献记载,少昊时期以鸟命官,制定历法。仼命了历正凤鸟氏司分者玄鸟氏和司至者伯赵氏。至少有三种历官各司其职,凤鸟氏综合物候特征和天象以判断季节和时日;玄鸟氏和伯赵氏则从事天象观测,决定二分二至并主持相应的祭祀。莒地出土的陶文佐证,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四个节气,这些天象莒人早在5000左右已经认识到。它为以后的天文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9、原始艺术与数学。艺术是通过形象反映社会生活意识形态。莒人的造型艺术,在原始艺术中占有显著地位。陵阳、朱家村等遗址出土的彩绘陶不仅是实用生活用具,也是一种原始艺术品,具备很高的艺术价值。

1983年大朱家村出土一件彩绘盆,高22厘米,口径36厘米,口内径31厘米,底径12厘米,泥质黄褐色,沿涂朱红彩绘,腹上用朱红绘三组圆形和方形图案,方圆间隔,每组周6个,底绘一周朱红。所绘圆、方形图案,是古人天圆地方概念的反映。它是古人祭祀天地之礼器。从图案展开分析,可说明早在5000年前,莒人就已有很高几何形绘画艺术和圆周率计算水平。彩绘盆造型独特,图案新颖,纹饰繁缛不乱,彩色艳丽夺目,器身涂朱颇具神密色彩,是研究原始社会宗教意识、艺术思维和数学圆周率的重要资料。

10、农业是一种季节性很强的生产活动,要搞好农业生产就必须掌握季节和气候变化。因此,观测天象、制定历法,指导农时,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关键所在。莒地5000年前的原始农业生产发达已进入较高水平。这里出土大型储粮罐特别多,朱家村出土一个陶罐能盛85斤粮食。它是粮食剩余的见证,胶县三里河遗址出土一立方米多的炭化、灰化粟粒,也表明粮食有了剩余。莒县陵阳河出土饮酒具——高柄杯占出土器物的百分之四十五,并出土罕见硕大酿酒滤缸。尚酒习俗间接表明农业生产的发展。

从以上十个方面分析,莒人可称之为“善于创造,勇于开拓,重言行,讲礼仪”。是中国东方的强势民族。莒文化同长江下游地区和中原地区文化相比较,早、中期是相互影响和相互融合;到了晚期,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影响占了上风。莒文化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莒文化必将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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