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莒文化绎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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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历史上曾有一段“万国林立”相当漫长的发展时期,据传统文献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中经殷商时期,仅见于甲骨卜辞和青铜器铭文的国族的名称,亦千有数百;据《史记‘陈杞世家》称“周武王时侯伯尚千余人”。这些记载大都是如同浩淼潮海之中所依稀望见的远洋樯桅,风卷云裹,殊难识其历史舟船的具体情景。还由于传统文献的造就与积渐发展者,总是以正统的奴隶或封建宗法制的观念,来挥翰襦墨,把历史涂写于简册的。更璃甚者,诸如自然的变故,天灾频降,与人祸踵接,又使文献典籍流离散佚,而所谓断篇残简,窜乱杂厕,应算是不幸中之万幸。至于其它的人为所致的迷茫与讹误,则更是历史有多么久远,程度就有多么深重。
    中国金石学的兴起,由宋而明清渐及民国,其初资料的搜集与刊布,以及有关历史问题的探讨,则誻是功不可没的。中国严格意义上考古学的兴起,则在于新中国成立之后,但此间中国传统金石学对考古这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问,是从文化渊源上给予其直接影响的,由此可见,中国的考古学其历史特色亦颇显明。
    人或谓当今中国考古进入其黄金时代,其自身理论体系的创建与发展,其内在基本规律的正确与科学,其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宽和向纵深进取,以及其与多种学科之间横向交叉研究与互为影响等等,应该说明,其发展的步履是迅捷而又坚实的。与之并驾而齐驱的历史科学,正是由于其丰厚的历代积淀,为考古学提供有益基因,使之飞速发展。同时,考古学又为历史科学的发展注人了新的生机。诸多历史疑窦.甚者聚讼数千年而无定谳,然新经考占学之明证,则化消于一日。或有历史文献所不载,考古发现则往往令人耳目一新,重整历史。早在半个世纪以前,王国维先生即注丰重考古与历史文献的结合运用。其在《占史新证》中说:“吾辈生今,幸于纸卜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证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收之某部分仝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雅在今日始得为之。”考古与历史学之间关系,尤其在中国这片占老的大地上可胃是更为突出和明显的、更就该是互为经纬,和不离须兜的。或谓考古能补、证、创史,们最终还址要以历史为依据,目的在于鉴物知人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而随着肌出、考占两门学科的发展,其间关系更是愈加密切,或者说现在应是等占与历史学走到了十字路口,必须要交_艾,结合,并且只有交叉、结合进行才能真正地达到科学与理性,才能真正客观地再现历史。
    中国的文明是多元一体构成的格局,中心的文化亦是多元一体构成的格局。因此,对某一种区域文化的研究,其意义不啻在自身,而且还在于对宏观的多元一体构成的格局的填充与贡献。
    一、关于莒文化概念的提出及其依据
    莒为东夷古国,其最早见于传统的历史文献是《春秋》、《左传》,考占发现春秋、西周时期的金文中即有关于莒国历史的内容,商代的甲骨文中亦有商王在莒地活动的记载,并且在莒国故地卜,还发现为数众多的:代廉物古迹。由考古与历史文献证明,茁国的历史应是从远占时代开始的,并且其主要的活动区域,大致未有超越今山东半岛东南部和鲁东南地区的。
    依据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和历史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新证,研究莒国的历史,如果仅从文献中莒的建立兴起发展与衰亡上着眼,则应是十分不够的。考古学上所讲的文化,大体说来是指在特定的时空内相对稳定的人群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的全部,而这些文化信息的载体,即当地的遗迹与遗物。虽然考古学文化又是一种大的宽泛的不断变化和重新组合着的概念,但其作为对某种区域文化与历史现象的开阔研究和纵深探索,则应是目前最佳的选择。
   (一 )从考古学人类文化区系类型研究的角度分析
    从宏观上考察,中国的考古学人类文化,据有关权威指出,其主要有两种,一即以泰山为中心的面向太平洋的海洋性质的文化,即以华山为中心,面向亚洲腹地的黄土地性质文化。山东地区的古代文化尤称发达,其从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繁衍生息,在新泰、莱芜、沂源等地均发现有关旧石器时代人类文化的遗存。并且在莒县附近的沂水、郯城、临沂曾发现相当于中石器时代的细石器文化遗存或因索。进入新石器时代,诸种区域文化文化发展,可谓是异彩纷呈。
    根据考古学史化研究的特点,结合山东莒国的历史及其生着地域的文化渊源主流,和对后世的影响等主要因索.本文提出并运用莒文化的概念。这是因为先秦时期,尤其春秋一代,山东几乎由齐、鲁、莒而成鼎足之势.并且商周时期莒义是东夷诸国中势力强雄的一支。由西周金文所见.莒存当时是鲁东南诸小国的首领,其周边文化的交流当是极为频繁的,而其区域的文化特色亦是突出    可以认为夏商周三代乃是莒文化发展成熟的叫期,这电应是其主要构成部分。上溯至新石器和旧石器时代,则应是莒文化的源,即其创牛发展的阶段。考古证明,莒是生长在鲁东南的古族古国,从商周时期其文化主体构成的丰富内涵与特色,可以逐次上溯面类比时代更早的原始文化,即可发现,这种文化内在的区域特征、足随时日的推进而变化发展的,其间的先后承传与递嬗的发展关系是清晰可寻的。正是由于优越的地理环境和当地上生人文化的旺盛的生命山,和随时变迁而迅速裂变繁衍生长的优秀基因,使这种古老的区域文化,随时代的步伐而蓬勃向前。
    莒至战国早期为楚所火,其政治命运宣告终结,但其作为一种
历史文化的现象与实质,则是因循白已内在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而前进的步伐仍是铿锵有力从未停止过的。秦置琅邪郡,汉封城阳国以及魏晋以降州或县的设立,均是因着丰厚的莒文化沃上,而培植新的人文文化之树的,虽然秦汉宫阀堙记蒿草,古迹亭台已成废墟,但人史文化的传承与发腱,则是长风绵绵承继有序的。
    (二)泰沂山脉两侧潍淄、汶泗、沂沭流域三大文化区域的划分
    如果把泰山比作一位巨人,向泰沂山脉则就是这位巨人伸人东海的巨臂,正是这支巨臂把山东半岛划作南北两块,并且由于地质构造山脉隆起的作川,使泰沂山脉成为南北两块的分水岭。山于这自然界线的划分,遂使人类的文化也依从于这道分界,远且小论,西周至战国,泰沂山脉的正中顶脊恰是齐、鲁、莒的分界。齐于存秋时期,即从西边的岱阴之好河边上起筑长城,其蜿蜒尔去,伏卧去泰沂…脉的正中脊顶,横百整个半岛,全长下数百里.这段长城的作用,在干加强齐田军事戍防能力,南可抵挡莒、楚、鲁、宋的进击;其历史文化区域划分的作用也很突出,一是《管子》所谓“长城之阴,齐也:长城之阳,鲁也’,二是由此工城的建置和作用,更可以看出自然界环境条件对人类文化生成的作用。齐鲁的分界起初是依从大自然的划定,尔后则又为军事作用而人工筑起长城,而这长城仍是依附借助自然的便利而兴筑的。
    由此,我们深刻地省悟到,大自然对人类文化的作用是何等的突出与强烈。它促使我们以自然、客观、平淡的眼光,来面对历史上由人类与自然所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具有区域特色的文化。
    山陵有时是人类文化区域的分界,而因山陵所形成的河流则是区域文化丰厚的密集的生长带。且小说世界上的两河,与中国的长江、黄河,只要把眼光俯瞰泰沂山脉两侧的六条河流,即可发现从史前到三代甚至汉魏以降,在此六河流域所土生土长饱经历史沧桑的人文文化,其区域特色仍是明显。
    先看泰沂山脉北侧的潍水与淄水,《尚书•禹贡》“海岱维青州,
潍淄其导”,则是关于此两河的最早记载。两河导源于泰沂山脉,均北流人莱州湾,由于坡地比降和水土流积的作用.经过长久的地质年代的运作。使两河流形成了广袤的冲积平原。早在新石器时代初期,人类即在此流域繁衍生息,在临淄一带发现的后李文化距今约有8000多年的时间。其后则北辛、大汶口、龙山、岳石文化联绵确序的发展。夏商时期,亦是古国林立,至西周初年齐国就封,其地为齐,则后来大而广之,把春秋战国时期,齐国所据的疆域统纳归于齐了。这也是后来齐文化提出的重要依据之一。齐文化有其发展的历史延续和区域范围,更有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明显的特征。
    再则泰沂山脉以南汶水与泗水,它们亦同导源干泰沂山脉。此两河流域的冲积台地和平原上,有着极为发达的新石器时代人类文化,井且此亦足旧石器时代人类繁衍生息的重要区域。此地又是少昊部族活动的中心,早期的占族、占国尤为活跃,至两周初年,鲁国就封在少吴之墟。由于历史渊源、文化传承,和鲁国人恪守剧文化传统的关系,使此两河流域的文化既有别于齐,亦不同于莒,形成了时代、地域和文化内涵特色自具的鲁文化。学术界研究者,通常把山东地区的卉代文化笼统称之为齐鲁文化,或者细分作卉史化与鲁文化,并且经常有人把齐、鲁文化进行横向的比较研究.发现两者的异同,得到许多的的启示。
    最后则是泰沂山脉以南的沂水与沐水,它们均发源于泰沂山脉,流经今淄博、日照、临沂等市区,直至苏北与淮水相汇而注入东海沂沭流域的北部多是低山丘陵,及至巾南部则是广袤无垠的平原。这里不但有两条大河南北流贯,而且其东南部濒临沧茫大海,海岸线曲折绵长,在苏北、鲁南相近处,则是漫漫的滩涂,这为远古时期进行行海捕捞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同时又有如岚山、石臼、海州等著名良港,也为占代航海事业的发展提供,先天的优势。在此区域内的古文化,以史前与二代时期最称发达。从其文化内涵考察,有着明显的地域特色。其既不同于齐,又有别于鲁文化;同时由于东南濒海与南接吴越的地缘关系,就使之自身的区域文化内澜更为丰富多彩。可以说,这里应是占代江淮流域与黄河流域人类文化进行汇流的重要区域,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源远流长的发展历史和颇具特色的自然地域,足以标叫其是一种独特的文化。以往研究者,多称齐鲁而涵括山东,其实这也是考古与历史研究的必然,当初鲁东南地区的考古资料较少,文献中所记此为东夷国地,再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故而对此区的文化现象忽略不汁,而归并于齐鲁文化中去。
    现在由于考古资料的日渐丰富和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以及
人们对古代文化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关系的适度把握,和对某一文化诸种因素的综合考察的程度的加深,故而对一 衅文化内涵与特征的比较研究的方法,亦就更趋于接近历史本质。我们积数十年对沂沭流域古文化的研究,认为完全町以提出“莒文化”的命题。并且其与齐、耆文化三者并重,综合比较,毫无逊色。
    同时,莒文化命题的提出,应该是区域文化研究的不断进展,和学术界共同探讨的促进,而使之水到渠成的。只有客观地评判历史文化,才能正确地认识齐、鲁、莒三种文化。
    (三)齐、鲁、莒文化渊源上的区别及比较研究
    商代甲骨文中有王师征伐夷方,在齐地驻次的记载,证明齐之地名在当时已经存在。据《晏子春秋》所载,最早居处齐地的为鹅鸠氏,再后依次则为季节,为逢伯陵,为蒲姑氏。西周早期金文中有薄姑氏,其应是商朝的与国,因参与西周初年的反叛,故被王朝军队所伐灭。逢伯陵,有可能指的是逢伯,文献中或作逢伯,其国的历史也比较早,有可能追溯剑夏商时期。季莉应是夏代居处潍水流域的杞国。我在《杞国考略》一文中,对此有洋尽的考释。这都是文献和甲骨、金文中有关齐国就封以前古老齐地上的国族梗概。上推夏代以前,则应该是东夷族的土地。,文献记载夏商时期,夷有九种,这应不是实指,是喻东夷部族众多之意。从人类社会发展状况推测,夏代“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在此以前东夷部族的方国或部落联盟.冉然是为数甚多的。齐国就封以前,其古老的人类文化的渊源传继,有文献可依的大致如上。
    齐国本姜姓,其就封的第一位国君太公,有的文献记载其为东
海人,若按当叫的文献中地理概念推求.“东海”则大体相当今日莒国敬地的日照一带。果是如此的话,则齐国的文化传承,实质卜应该是东夷文化的发展与演变。
    鲁国,姬姓,西周初年,与齐国同时就封。在此之前的甲骨文中,商王室内有子鱼族,是比较兴盛发达的族支,而鲁国名称的由来,应与此于龟族响关。鲁国之前或为商奄之地,再前其周近有曾、薛等夏代封刚,更向上推则是少吴氏的居地。鲁国的地域与文化传承,与齐、莒均不相同。或者认为鲁文化的发展,其最兴盛的应该是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以前者为之源,后来者则是其流,鲁史化的实质在于接受土著的影响,而又较为突出地保留传统的周文化,如果从广义上把川文化视作黄河中上游的文化的话,那么鲁文化则是传统周文化的东渐与东方文化融合的总汇。
    由于齐鲁文化的渊源不同,故其文化自有特色、莒文化则更是明显有别于两者的,其不仅传承发展顺序明显,而且更是由史前经三代联绵发展的,典型的东夷文化的代表。莒是少吴之后。其国赢姓,与郯、徐、英、六等都是资格极老的东方古国古族。从郯子讲少吴氏以鸟名官,而推弩其族以鸟为图腾,再结合茸地出土的考古资料中,众多的仿鸟生态的晰形象,可以认为从远古时代,少昊之后的族裔是主要居处在莒地的、夏商之后,有的播迁四方,如英、六等国,并且,由于门然地缘的原因,使莒与吴越文化的关系尤为密切。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曾论述过占代文化交流的“十字路”和“终点”,其主旨在于阐证,古代广为分布的人类文化区,其间由于地理条件的关系,使之有的则处在文化交流的中心,即其所谓的“十字路口”,亦有的处在边缘地区,则为所说的“终点”。并且指出文化的交流是相互,既有四方八面的吸收与融台,亦有向周边广为辐射的影响。莒文化从其地缘上看,其东濒大海,应该是陆地文化交汇的终点,但纵的形势考察,则其正处在东方濒海地区海洋文化条带上,南北文化冲撞交汇最激烈的区域。比较研究发现,人类间早期的文化交流是受地理环境局限的,甚至今日亦是如此。而且人类间文化交流的方便之途,早期应该是在濒海地区,或者说,中国史前文化间最活跃、突出的交流,在于东方,此即濒海地区的呈南北狭长状的海洋文化条带。仅从玉器、陶文、城堡和鸟图腾崇拜的文化载体,则明证由南而北的良渚、大汶口、龙口、红山文化之间交流的频率和密度是远远越超其它文化的。莒文化正处在泰沂山脉以南冲积平原与江淮平原棚接壤的地区,故其应浚足文化交流的对接点;同时,若从海洋文化的对外交流与影响上,则莒文化正处由陆地和海洋文化共同交汇的十字路口。由莒地西式,正是东西文化的走廊,而今贯通亚欧大陆的“大陆桥”其东端则正在莒文化中心的南侧。由此东去海上的交流,亦是早在远古时代即已开始的。
    (四)莒文化的内涵与特色
    如上所述,莒文化所处的地域本身即颇具特色,使之文化内涵也就更为丰富多彩了。无论其时间的跨度,地域的延伸与其文化构成的多种因素,及由此而在巾华文明多元一体构成格局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等,这与周边的齐鲁吴越以至楚文化的辐射影响分不开,同时莒对周边文化的影响亦是较为突出的正是由于地域文化的传承和对周边文化交流与融台,才使占老的莒文化更有生命力.更为独具风采。
    莒文化的内涵与特色,可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是时间长久。可以说从新石器时代早期,甚至上溯至旧石器时代,古老的莒文化的先民,即在沂沐流域繁衍生息。尽管从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尚有缺环,但从文化地域传承发展上推考,在莒文化境域内新、旧石器时代文化的传承发展则是在情理之中的。从考古文化上对应,莒地的大汶口、龙山文化则大致分别相当于太吴、少吴的时代,岳石文化则相当于夏代。商代、西周至战围则有确属于莒国的文献和考古文字资料。战国早期楚灭莒,后齐又据莒地,莒作为国家的政治实体因此也就随之而亡,但作为一种考古学上的人类文化的传承,则是长久的富有其顽强的生命力的。如果推之一般的发展规律,莒文化的流风余韵,应该绵延至汉魏以降。
    在山东的古国中,沦及存世时间和文化发达,程度则首推者应该是莒,其是老派的东夷占囤,其比后来与之成鼎足局势的泱泱大国之齐与鲁的历史,早数于年,或者说莒文化的传承与延伸,其以石器时代经铜器时代而至铁器时代,则是一脉相继贯穿始终的。如果按此时限汁算,莒文化的发生发展的时间,至少应有上万年的历史。
    第二是地域辽阔。仅以商周时期莒国的活动范围,则可看出此特点。据甲骨文和传山东费县出的带铭文青铜器,并结合先秦文献推考商代莒国都治应该在今费县一带,其与鲁都曲阜的距离足很近的。鲁国初封,曾因东夷、徐夷势力强盛,使之东向城门不得开启,故有《尚书-费誓》。又因文字极简约仅涉及到徐,而不曾列出莒。莒、徐同族,同姓,且地域密迩,对外来鲁国的反抗自然是一致的,战其反鲁作乱并与周王朝敌埘,后因周公的东征,其受武力征伐,国都不得已而远远迁播到今胶县西南的三里河故城,时名计斤,或又称介根,这在《春秋》与《左传》中均有明确的记载。大概西周后期,又因王朝势力的衰弱,其于东方无力顾及,莒国又经发展再度雄强.故又逐步向其商代旧都迁徙。同时,还慑于鲁国的势力,故其定都在离费县尚有200遥的莒县。见于文献记载,莒国的十戈所向,春秋时期主要是鲁,矛盾在于争夺疆土。这种现象在春秋时期较普遍.但于莒跟鲁、齐则应迁有更深层的历史原因。莒伐鲁是往企图光复商代旧都,而伐齐则是夺回在西周时期属于它的领地。
    由以上所揭列错综复杂的历史和地缘关系.可以推断莒文化的范嘲,主要在沂沭流域,旁可兼及潍水与汶水流域,其西部大体的界划应该是南起费县北过平邑、蒙阴、沂源而至临朐、安丘、昌邑南境,东边则是以海岸线为界,其南起江苏连云港、赣榆,经山东日照、胶南、胶县而至平度西部与禺邑南部。其南边的界线,大体应是东起连云港、西往东海、郝城、苍山而至费县的。儿此范围,较之齐、鲁,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第三是莒文化的内涵丰富。以上所列莒文化的时间长久与地域辽阔则正是莒文化内涵丰富的客观条什,而其内在的自然区域环境的优良和交通的便利,则为其文化发展的长久不衰,和滚雪球式的又积渐变巨的基础。从文化传统上,莒应该是典型的东夷文化,而东夷文化自身又有其发展的纷繁的头绪的。东夷本身又是一个变化着的动态的游离的概念,其不但随时空的变化而变化,并且还因统治的政策和被统治者的态度而有所不 同。莒文化则应是很少随这种时空地域变化而变化的。所以说其内涌的丰富,则更多的足柬源于长久不变(相对而言)的历史传对乏和较为稳定的地理环境条件的。
    由于其处在南北海洋文化条带与东西陆地文化纵横交互的地域.故其文化的内涵也就绚丽多彩了,其既有陆地文化的特征,诸如发达的农业、建筑业、酿酒业等,亦有颇斯活跃的海洋文化的基质,如其文化的博大开放与包融性强和濒海地区渔盐业,以及由此而向海外传播的稻作业等。
    莒与江准吴越文化交往关系密切,一则是出于族源上的原因,当初同族的徐、群、舒、英、六、蓼、黄等国南迁江淮汉水流域,它们对祖庭的向心力,使之与世代永居此地的莒人的感情自然亲近,并且由于战争的缘故,还需要密切联系,结成同盟以共同对抗商周王朝的侵逼。这种内在与客观的促使,交往的频率与密度加强,自然使莒文化的内涵中融入江淮汉的文化因素。尤其进人春秋时期,其与吴、越、陈、蔡、黄等国的交往更为密切,因而在礼制上,或最能体现文化发展高度的青铜器上,吴越文化的特征尤为明显。
    进人战国其与楚国的交往也很频繁。楚国想占据莒地而北卜以灭齐、燕,齐则想重晨春秋桓公时南次召陵问罪楚师的霸主风采,一个要北上,另个却要南下,这样干戈来往,莒地正是两国南北争夺厮杀的战场。战争有其残酷的面,但在促进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方面的作用更是突出的,这在二代时期尤为明显。因此.莒地又有齐、楚文化的因素留存,又为其丰富的内涌加上浓重的一笔。
    其西与鲁国为邻,两相通婚,且交往更多,自然文化的影响也就更为突出.当年孔子师郯于,以及郯子来朝鲁昭公,并谈其祖以鸟名官的历史.这对鲁国君臣大有启发,并使孔子发出“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感喟。郯、莒同姓,其例归在宏观莒文化范畴.所以说鲁文化中有菖文化,莒文化中同样有鲁文化的因素。
    汉魏时期的菖文化区域,曾为琅邪和东海郡地,而此地的文化传承,由于深深植根于丰富的历史文化的沃土,故使其枝繁叶茂。如以诸葛亮家族琅邪王氏和刘勰等为代表的,他们应该为莒文化孕育出的典型。诸葛家族和王氏的南迁,他们固有的文化形态.必会给当地以影响,上著文化电必然最终与之同化,这点是一种文化远迁的现象,在此仅偶尔提出而已。
    第四是莒文化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构成的格局中处于重要的地位。莒文化的优厚传承和博大深沉的内涵及其与之并牛的文化向外辐射与影响,使之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构成的格局中,有着突出的贡献。
    如果从旧石器时代开始,在莒史化的中心区日照秦家官庄出土的旧石器,以及其往南之临沂凤凰岭和郯城黑龙潭水库等诸多地点出土的细石器,都有其明显的特点。尤其细石器文化,以往多发现于我国西北地区的以游牧业或农牧业为主的草原一带,建国以后的西部,甚至西南和东南部亦有发现。作为黄河下游的山东地区,在莒文化的区域内出土的细石器,则应是唯一的。其在宏观的细石器文化的分布区域,以及这种介于旧新石器时代之间的人类文化的传继与发展的过程中的地位,应该是颇为重要的。
    莒文化的玉器亦很发达,尤其大汶口、龙山文化时期,该区域中出的玉  铲、环、璧、琮等,均已达到至精的程度和至高的水平。人或谓中国东方濒海地区有南北狭长的玉器文化带,而此条带的中部则正当为莒文化区域,这种联缀条带通贯南北的作用尤为突出。至三代,莒文化的玉器亦很精美,如周墓中出土玉玦、玉牛首等,工艺均很精湛。尤其牛首的选料和造型与工艺,均是难得珠联璧合之佳作。
    制陶业之发达从新石器时代而绵历至秦汉,一直是当地制陶发展的中心区域,其如龙山文化的收壳陶,有“薄如纸,硬如瓷,明如镜,黑如漆”之美誉。并且该地又是典型龙山文化出土收壳陶最集中、数量最多的地区。再如被考古界称作仿生制陶技艺的代表作鬶,其有各种类型,姿态不一,形象而生动,尤其莒县出土的大汶口文化的带鸟翼作双鋬的白陶鬶,是一件难得的艺术杰作。
    由于莒文化农业的发达,使之在大汶口文化进项粮食即有剩余,人们发明了酿酒工艺,从莒县陵阳河及其周近大汶品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磊陶尊、陶盆和硕大无比的滤缸,证明此地酿酒业的历史与发达。与之共存在诸多形象生动成套的组合盖作卧鸟状的陶杯则是饮酒工的工具。
    最为重要的是莒文化中的陶文,其集中在陵阳河遗址一带出土,并且在此以北百余里的诸城前寨亦有发现。尤可称道的是除在山东发现之外,在千里之外的皖西北,即安微蒙城境内亦有发现,与之形体相若,所在器物相同,并且在器物上的位置和刻划的方法,甚至涂朱等附加手法,均为相同。由此是可证明这些应该是文字,是古老汉字的源头,而时代早、均为相同。由此是可证明这些应该是文字,是古老汉字的源头,而时代早、出土集中者唯有莒文化当之。
    研究人类文明起源有三种重要的因素,即文字、城堡与青铜器,在西周莒都之附近,胶县三里河遗址已发现龙山文化时期的青铜器。从莒文化发达的程度,与周边的同类遗存相比较,可以认为,在陵阳河一带同样有毫不逊色的青铜制造在莒文化的中心地区.即今口照的两城镇和五莲丹土遗址,均足文化堆积丰厚,向积超过百万平方米的中心遗址.或者说龙山文化时代,这里应址莒文化的中心.在这里已经发现丁龙山文化的城堡遗迹。
    宗教是人类对大自然的崇拜敬威,和为与之相调适而产生的一种特殊人类文化现象,而研究远古的宗教意识,则多靠田野考古资料。莒文化的宗教意识,较之良渚与红山文化,其有自己的特点。从早期陶文的刻划形式推考,莒文化中突出的宗教意识,应该是大自然日月山与浮云流火的崇拜,而那种刻划大口尊上腹部并涂上朱彩的“旦”字,应该就是这种崇许意识的具体刻划形式。
    陵阳河遗址所对寺崮山.其正是南北纵纵的五峰山形,每当春分、秋分的季节,早晨初升的太阳则止当五峰山之中峰.其最象被惟妙惟肖地刻划在陶尊上,这种表现形式的外壳屉作为象形文字的祖型,而其内在的实质意义,则是有关于当时殊为重要的天文历法,春、秋分的定点分置,是人们长期认识自然和天气变化的经验积累,这种分法,无疑是早期农业发达的重要条件。
    莒县陵阳河遗址出土大型墓葬中的丰富随葬品,诸城呈子遗址墓葬中出数量甚多的家猪,胶县三里河遗址中出大型的盛藏粟类的窖穴,以及1、2、立米的炭化粟,均可证明当有发达的原始农业。
    在莒文化遗址中还发现古人针砭,用的砭石,并且出土的遗址墓葬较为普遍,有的置于死者腰部、手或口中,据研究其应是当时用于针砭医疾的良好器具。中医药与制灸为中国的国粹.其历史之悠远,内涵之丰富,是可以从考古学文化中得到明证的。
    莒文化建筑业颇有特色,其大的城堡,构筑规模宏大,先依照自然地势而选址,再进行规划设汁,其选址便于交通,依山傍水,多得白然便利。再挖基槽、壕沟,继而夯筑起墙。房屋的建筑,有的夯筑台基。四岗铺以河卵石作为散水.井且日照东海峪典型龙山文化遗址的这种建筑形式,被论者称为是“迄今所知最早的夯筑资料”。
    莒文化青铜冶铸业可上一溯至龙山时代,而其最为辉煌的发展,则还在商周时期,其青钔器的组合,较之中原商王朝毫不逊色,并日颇具自己特点。青铜器造型大气雄浑,有的施以纹饰,更多的则简素无纹,体现一种古朴自然的美感。还有的青铜器,如莒县出上的西周盖鼎,其上有裸体对坐的男女二俑,其既反映出当地习俗,亦还体现出青铜文化与习俗相密切结合的特色。刘家店子春秋时期大墓中出土形若高是带盖豆,而其自名若簋,若与费县出土的商代同类器相比较.两者之间渊源发展关系尤为明显。
    莒文化的文字书体,其小但出现早,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并文字结休气势非凡,直到商代的金文仍是如此,体现出东方文化的特色,西周至春秋叫期的文字形体区域特点更为明显,尤其春秋一代更显宁体修颀舒徐。东周文字以昊越的鸟篆最为特殊,但其宁体之绵长,与莒、齐、鲁的颇相似,两种文化的交接影响,
其可由莒而及齐与鲁。
    从莒文化的思想意识看.其应该是保留更多的传统的观念,《尸子》曾谓莒君好巫鬼而亡国。大概崇尚鬼神,似是莒文化的传统,而代相沿袭。从有关锦文资料中可见莒国是重视孝道的.其铭辞中多次出现“孝”字,并且这种观念是与考古所见厚葬的习俗融而为一的。
    莒文化的墓葬规模较大,其比较有名莒南大店、沂水刘家店于、莒县天井汪等大墓出土的器物种类多而质量精好。尽管莒之国力与齐鲁有相当差距,但目前山东所见出土铜器较多的墓葬,其均属于茸,而不是齐鲁。此说明莒的发达青铜冶铸业,更体现出厚葬尚礼的习俗。
    莒文化的墓葬中出土成组的编钟、编镈等组合乐器,更是其突出的特色,这在周近齐、鲁、莱、纪等国中少见。可以认为莒的礼乐文化应是相当发达的。甲在原始社会叫期的大汶品史化墓葬中,即出上陶质牛角号,其鼓之仍声音悠扬,而龙山文化墓葬中出土陶埙,则与今日者无异。可见莒文化的音乐发展,是经过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的。
    莒文化最大的特色,在于其具有海洋文化的活泼跃跳和博大的包融与开放的气势。其是中国海洋文化条带中蛀富特色的一段,其联带南北,通贯东西,为古代史化的纵横交流作出突出的贡献。
    以上揭十数端,都是莒对中华文叫的贡献。尽管诸多文化特征现象,因融于大的文化经撞激交流,而已失却其本来面貌,但从纵的文化发展上进行横裁断剖,仍能寻绎出其由来之大概的。
    二、莒文化研究的意义
    莒文化的提出和对其进行综合系统的研究,其意义不啻在于考古学理论与法和区域类型文化的研究与划分,而且对于传统历史观念的修正甚至是冲击,以及由此而引发人们对山代民族文化的形成,而产生浓厚的探知兴趣,均具有普遍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一)考古类型学区域文化由宏观到微观研究的学术意义
    考古学文化有其宏观的理论把握和微观的实践研究的双重属性,井且两者之间又是瓦为制约和互为补充的,如果从宏观上的探讨则是更多的注重于某种区域文化之所以形成的共性的话,那么微观而具体的研究,则是在于发现其相对的时空内的文化的特征,以求其由量变而升华到质变的内在性质的。如果从大的宏观的考古学文化区划,则齐、鲁、莒文化又统属于海岱文化区,忽略其各自特点而不计,或者与周边江淮冲原、太行地区的文化作横向比较,则这种相对为统一文化区内备种亚文化类型的差异,又似是显得小很明确了  可以认为大的类型的区分.是一种人类文化比较研究的手段。而其体微观的研究,则更进一步接近于见物又见人的客观历史。
    在上节已经阐述莒文化,因其在特定的时空内存在,并有其丰富的内涵与特征,井且至迟从商代莒已是独立的困家,并且由自其政治中心的迁徙,和文化高度发展,其已经完全具备了在海岱文化圈中,在齐、鲁文化之外相对独立存在发展的亚文化体系。有关莒文化的研究,早在半个肚纪以前,占文字学家对金文“莒”字的正确释读,以及建国以来鲁东南地区考占工作的进展,尽管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但人们并没有自觉地上升到莒文化的角度来对有关文化现象进行研究。我们之所以今日能够提出莒文化这样的命题,其正是因于考占学区系类型学的建立与发展,和人们对莒国故地卜的众多文物资料进行研究的启示,此亦应该认为是这种区系类型文化科学研究的进步。
    通过对莒文化的全面系统的研究,不但对其文化内涵.文明发达的高度,其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构成格局中的地位,以及莒文化联绵不断的历史,由古老的东夷部族,如何建立起莒国等等,均有丁前所未曾得到的认识;而且由此具体微观的研究方法的加深加密.则同时又丰富了宏观的海岱文化的内涵,更有许多新的发现,甚至与齐鲁进行比较,发现在大的文化区域,各种文化因素互为流动和相与影响的事实。
    从宏观到微观的控制与研究,也应该是对于历史漫长,而内涵又博大深沉的人文化的发展进程中,对其分化与融合,这一循环往复的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的认识与揭示。从旧石器时代到中石器、新石器以及三代与秦汉以降,仅以海岱文化圈为例,其与周边文化的发展有分化,同时亦存在渗透融合的关系,并且在其内部的齐、鲁、莒三个亚文化类型之间的分化与融合亦是同步进行的还由于外来文化的冲击作用.使内部的分化与融合的进程加速发展。可以看出,进入奴隶制时代,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交通条件的改善,使各种文化之问交往的方向与频率.亦在发生变化,如果说史前的莒文化对外交往多是纵向的滑东方濒海地区海洋文化条带进行的,那么三代则首先应该是以横向,即沿黄河方向与中州大地与三晋文化的交流为主线。关于此种变化发展,只有从宏观考古学文化,与微观的区域类型研究人手,才能够揭示其内在实质的。
    可以说莒文化的提出与研究,应该是考古学区域类型文化由宏观而到微观进行具体研究的积极的例证,其于学术研究及有关方面的意义,亦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二)民族学研究,尤其关于东夷文化在夏、商、周三代文化中的基础作用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本节所谓的民族应该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且又不断变化着的,包括早期部落集团甚至三代古国古族的因素在内的概念。尽管其不像今天明确意义上的汉族或苗族,但这种民族的发展与形成的进程,至迟在新石器时代中后期已经开始,大约到三代时期,有些民族的区分才渐明显。但足,又由于战争和居住地的迁徙.以及其它政治统治方面的作用,这种民族的实质又时刻在发生着分化融合与重新组建。
  大汶口文化时期,莒文化即作为古老的东夷民族文化的典型.其有着高度发达的人类物质和精神文明,其自然也就形成了泰山东南与苏北地区人类文明的中心。进人龙山文化时代,其历史发展的步伐更为迅捷,一直跑在时代的前面。夏代的初期其主要活动区域在山东,至今潍、淄与沂沭、汶洒流域,仍有许多有关夏王朝的故都,及其封国的都城的名字相延长久,并且多与考古资料相符合,如斟灌、斟鄂、有鬲、过、寒、杞、曾、邳、薛、诸等,都与夏代史迹密切相关。菖国为赢姓,其是少昊之后,不知其在夏代与王朝的关系,但从少吴之后的皋陶是夏禹的重臣推测,作为少昊部族的成员,莒或应是与夏王朝有着密切良好的关系的。从莒南大店莒墓中出土的编钟铭文自称“端端雍雍.闻于夏东”,对此我们认为,其当解释为闻于诸夏以东地区。莒国之西,正当有曾、薛、邳、费、鄅等小尉。由此看来,莒国灶自别于厦人的。所以被协代相延而称作“东夷”。但东夷族与夏、商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甚至还有着族源上的纠葛。商民族应该也是起源于东方的,其与东夷的关系,比之夏王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尽管后至殷商晚期,纣王暴残为虐于东夷,才使东西联合,商嘲灭亡,但其主要的方国与军事力越还是来自于东夷部族的。四周时期,莒作为东夷族的代表,始终与周王朝相对抗,这其中的原因,主要则在于民族的差异,以及由之而产生的政治军事的严重对立。
    这种民族的区别,以及夏、商、周三代与东夷族的关系,只有通过类似的具体而系统的研究,才能发现其中的差异与冲突由来已久,并且这种矛盾与冲突.又是加深民族分化的催化剂。占人诸种辨族别宗,这划内则是维护宗法制度的基础;,对外则是“内华夏,外诸夷”,或者‘非其族类”严格界线的政治措施。莒文化的主体,也是东夷部族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其自身的特色,也是东夷诸旌,有别于华夏而自相辨识,与传承发展的基本条件。这也是今天所进行莒文化的研究,对中华民族的产生发展的进程,而进行阶段性明确分析比较的根本意义。
    在传统的文献中,东夷与华夏是对立而存在的,仿佛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由于传统观念的拘囿,遂使这埘立的两面,涂抹上浓重的历史偏见,在传统的跟光中,华夏与东夷.是文明与野蛮开化与蒙昧的代名词。其实这种偏见,人概在三代以前,应该是不曾存在的。,夏代与东夷的关系,还是比较密切的。所谓“九夷来朝”即可为证。无论从《竹书纪年》,还是其它比较平实的历史文字中。也并没有看出明显对东夷贬低的意思。到商代的甲骨文中,大概还保持着类似夏王朝与东夷渚旅的那松散的几乎是对等的关系.有时因于矛盾,而进行征夷方的战争,这种对待东夷的态度,较之对其它方国部族所采取的措施,也没有什么显著的差异两周时期的金文中,看出东夷与王朝的矛盾明显尖锐化发展,有时几乎成为王朝的心腹之患,把东夷的入侵,视为“天降大丧于下国”,故而西周与东夷的对抗战争,是与王朝相始终的。大概是由于东夷的逐渐强盛,与其不服王化,动辄必兵作乱的原因,使之在周人的心目中埋下深深的敌意,故在周代或稍后的文献中,出现对东夷敌视的语句,尽管是敌人,但也没有明显的贬低之意。当时孔子还讲过,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话,可见孔于是代表当时土的一种认识态度的。恐怕在战国大一统的观念的营造中,才出现了以中原王朝为核心,网周封国之外的遥远地域,王的政化所不畅达的地方,都被视为草野蒙昧和不发达。并且由于政治的对立,这种王朝与四疗的所谓戍蛮夷狄的矛盾,也往往是极尽尖锐的。还经过两汉经学家和传统观念甚浓的知汉士大夫们的为文立说,这种“内华夏,外诸夷”的观念终于得到发展完善。并且,人们推崇三代礼制,队为二代是圣朝圣制,要历史重新发展到三代去,因此以当时的“夷狄”观念,进而卜推及三代时期,也就顺理成章地把这种后人的界划与认识,照搬到三代,并写入了历史。
    通过考古学文化的分析与研究.可以明显看出王朝之外四方文化文明发达的高度,较之中原地区毫不逊色。夏代早期,与夏王朝关系密切的应首推是东夷,并且东夷诸族也曾一度向千朝称服朝觐保持一种友好的关系。夏王朝起源于东方,东夷文化的发展,亦应该屉王朝出现和发展的基础。山东的典型龙山文化的后期,以及岳石文化的时代,大都可纳入夏王朝的纪年;再从河南偃师二里头夏墟文化的构成,其中许多重要的文化因素,明显是来源东山的夷人文化的。
    商文化的底蕴更应该足来源于东方的.其中有关玉器的种类以及花纹形式等都明显受东夷文化的影响,尤其那地仿自龙、蛙、鸟的玉制品,包括兽面纹饰,儿乎是没作多少的变动而直接取仿自东夷文化的。或者殷商时期;王朝巾服务的能工巧匠左,确的属东夷人。莒县陵阳河的陶文,其之所以被占文字学界的专家考释为文字,就主要是因为它们的形体结构几乎是一脉相承的。大汶口文化在前,殷商文化在后,前者的影响与后者的承继之渊源关系则极为明显的。在此只有通过对茁文化的系统研究,才能因其时宅区域,而确定这此早期陶文是东夷部族所创造,而其中心则正又是莒史化的发源地。
    西周王朝的统治者起源于西方,应该属于黄河上游的文化范畴。在此之前的夏、商两代应均是源于东方,其王朝的建立与发展是以东方文明为基础的,并且其与西方文化交流也是密切的;可是,西周王朝的向东发展,则是一种黄河中上游文化,历史卜前所未有的一次,大规模的对中华民族的融合,与文明格局的重组的东、西方两种大的不同类型的文化的空前交流。而其与东方的文化之交流,最直接和突出的则为东夷文化。正是以东夷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叫,与以西周千朝为代表的西方文叫,两相多方位、多层面的交流融合,才真正丰富丁西周王朝大一统文化的内涵,并在此丰厚的多种文化基因积淀的基础卜,才得以使西周王朝文明礼制的大厦在中原大地矗立人云,才有春秋时孔子“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天子失官,学在四夷”,“道不行,吾将乘桴浮于海”的慨叹。孔子原本是殷人,应该与东夷族有源关系,其向往的却是周王朝礼制文明,这也是以证明东、西方两种文化交流融台所具备的优越条件,及其所达到的历史卜前所术有的文明高度。而其“学在四夷”的发微,则是其洞察历史,深知周礼的内涵是融入了大量的四夷的文明因素在其内的.并且这种慨叹,又恰是在鲁公宴郯子.郯子大讲东夷以鸟名官的政治职官制度发展史,孔子义向郯于请益之后发出的。由此更可看出莒文化在西周史明中所具备的重要的历史基础作用中的苇大意义之所在
    譬如以鲁国为例,其应是西周文明礼制经国的典型,更是周礼的捍卫与奉行者,也正因如此,才出现了像孔子这样的一代儒学宗师,其政治核心为“克已复礼”,其它的如忠、孝、仁、悌、智、信等,则是构成克已复礼核心的多元因素。.其中“仁”或当足源自于东夷的,文献中讲东夷好仁。春秋金文中莒文化最突出“孝道”,孔子师郯子,其中的“孝”.或许是渊源自莒文化的。或若两者皆不如上说,然茸文化中“仁”与“孝”给予儒学“仁”、“孝”的影响则是可以肯定的。
    (三)补苴文献缺佚,给世人以启迪
    莒文化由于其延续的时间长,跨越的地域广和内涵丰富,既给周边文化以突出的影响,并且对后来本区域内文化的影响,也是相当珍贵的精神财富。但是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在诸多的先秦典籍中.有关莒国历史的记载甚少。以《春秋》、《左传》为例,齐、莒同为鲁之用近强国,但关于各国的史实记载相对丰富,而关于莒国的则极为简少。这种现象的背后,有其历史的原因.一是夷、夏有别,再则是鲁、莒之间的关系较差。在《春秋》、《左传》中,能提到莒的,大都是与会盟,或与战争有关。文献方面有关莒国的历史记载,实在仅是雪泥鸿爪,而至于莒文化,则就更无从谈起了。
    通过对莒文化的研究,结合考古资料,充分发挥考古资料卦史、刨史与证史的作用,经过科学认真的研究,写出一部较为完整、系统与科学的莒文化发展史。这不仅是莒围史、莒文化的提出重建,并且对相关类似学术问题的提出与探讨,应该是具有较为普遍的积极意义的。
    还可以从莒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中,寻求中国东方濒海地区古代区域文化发展的特点与内在的规律。从其由原始社会到夏、商、周,再及汉魏以降的历史延进三步曲,这种区域和传承基本不变,且又迅速发展,并在每一个大的历史阶段,都达到具有典型意义的水平,这似乎又是莒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或者说,在莒史化的形成与发展的进程中,其有一种内在的传承发展的基因优势,凡此如同一根长长的且义环环相扣,节节仲远的历史的文化链条,其中优势的传导,应该是非常直接的。
    我们一旦发现这种区域文化的优势与之发展的内在规律,即可以充分发挥历史的作用,即平常所谓的弘扬中华文明,汲取历史文化的精华,为现代社会的建设与发展服务。通过此书的研究撰写和出版,其把莒文化的发展史,其闪光之处,和由其文明发达的高度,所其备的极强超越时空的穿透与辐射力,让世人了解莒文化,让莒文化分布区域上的人,充分认识莒文化的优势,汲取莒文化的精华,为建设美好的明天而努力奋进。同时,还可发挥“古为今用”.利用莒文化的历史文物,进行开发研究,或者再现历史的情景,让人们受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
    (作者:孙敬明,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理事、山东省文物专家委员会委员、山东女学兼职教授、潍坊市博物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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