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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山时代日照地区发达的原始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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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本文就龙山时代日照地区的原始农业文明在气候和自然环境、栽培作物种类、生产过程、生产工具等各方面做了概述,以考古学和民俗学资料为基础,对当时粮食总产量和耕地总面积做了最低限度的估算。证明了龙山时代日照地区以稻作农业为主的原始农业已相当发达。 
    日照是中国历史上文明肇始最早的地区之一。虽然进入文明时代的主要要素有文字的形成、青铜器的使用、城市的出现和礼仪中心的产生等等,但发达的农业也是诸多要素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在新石器时代,日照地区的原始农业就较为发达。据相关考古发现,证明早在距今6200—4600年的大汶口文化时期,日照地区的农业和饲养业就已成为当时主要经济来源,而狩猎和采集已退居次要地位。日照地区出土的大量大汶口文化时期的遗存,如高柄杯和石质农具,都说明了这一点。尤其是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酒具——高柄杯,占到了出土器物的百分之四十五,表明当时日照地区的原始农业已达到较高的水平。进入龙山时代,农业生产在社会经济中更是占据了主导地位[1]。
    日照地区的龙山文化遗址,目前来看,全部属于两城类型,“以两城镇遗址为代表的两城类型是分布于鲁东南沿海的低山丘陵地区的一个地方类型”[2]。考古发现证明这一类型的分布中心在日照地区。两城镇遗址位于日照市东港区东北部,龙山文化遗址十分丰富,遗址不仅范围大,而且在遗址偏西处发现大面积夯土遗存,出土有大量精美陶器,再加上过去有玉器坑的发现,“这里应该是两城类型的一个核心聚落遗址”[3]。据中美两城联合考古队的调查资料推算,“两城地区的龙山文化遗址数量当在千处以上,接近目前海岱地区所发现的龙山文化遗址的总量”[4]。这些遗址中,许多都是延续了数百年以上,从此可以看出,当时社会的确进入了稳定的农耕定居生活。《礼记·礼运》曾记载:“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曾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可见穴居是与渔猎和采集经济密不可分的。那么,根据诸多定居遗址的发现,从逻辑上来讲,日照地区稳定的居址和农耕也有着必然的联系。
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全新世大暖期阶段。而这时正是暖湿气候的最鼎盛阶段,华北、东北、西北的年均气温较今天高3度左右,而1月的平均气温较今天更是高出6.3度。虽然在整个大暖期,出现了多次气候波动,但龙山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都处于这个暖湿气候的亚稳定期,气候波动较小。在西北齐家文化(年代与龙山文化相近)的喇家遗址,发现了今天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地区才有的干阑式建筑,即是当时气候处于暖湿期的明证[5]。龙山时代的日照地区,在时间跨度上正好位于该暖湿期。
    从地理环境方面来观察,在考古工作中发现,日照地区龙山文化遗址多位于以莒县盆地为中心的沭河中游和周围地区以及源于五莲山脉的小型河流冲程平原上。在这些河流密布,易于农耕的山前冲积平原和河湖台地上,农业生产遗址非常多。
如此优越的暖湿气候和地理环境为日照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作物品种和产量的增加和人口的增长提供了良好的客观条件。
在采集经济时代,原始人以采集野生植物的芽叶、果实或地下根茎为生。大约在旧石器时代末期,人们开始认识到这些可食用野生植物的生长规律,经过长时期的反复探索与实践,逐渐将其变为栽培作物,原始农业就诞生了。
参照民族学调查的结果,可以得知,人类最早开始栽培的农作物是芋类等根茎可食用的作物。这类作物遗迹,由于较难保存等原因,在考古发掘中极少发现,但也并非完全没有痕迹可寻。在对两城镇龙山文化植物遗存的初步分析来看,“野生的植物种子,尤其是杂草类和豆类的种子,在样品中发现的数量远远多于栽培植物种子”[6]。在这些野生植物种子中,很可能就有那些已初步被人们栽培的可食用根茎的植物种子。
    水稻是中国最早驯化与栽培的,在我国华南距今10000年左右的遗址,如湖南的玉蟾岩、江西的仙人洞和广东的牛栏洞都发现了水稻遗存或植硅石。
    龙山时代日照地区农业,经过对作物遗存的微化学以及作物种类比例对比的分析,已被证明是与其它北方地区的粟作农业有异的稻作文化。在日照地区尧王城遗址中,曾发现过炭化稻米[7]。在两城镇遗址发现的植物种子中,也包含有炭化的稻谷[8]。两城遗址中除发现稻米种子外,同时还发现了小麦、野大豆、粟、黍等作物种子[9]。葡萄和李子等水果也已出现。最为直接并且可靠证明当时种植何种作物的证据,是对两城镇遗址出土陶器残留物进行微化学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当时酒的主要发酵物是稻米、蜂蜜和水果,酒主要由稻米制成,在标本中发现的含量较高的酒石酸或酒石酸盐,说明当时已经使用野葡萄在酒的生产过程中作为发酵物,中国葡萄酒酿造西来说不攻自破。当时也有可能有了种植大麦[10]。此外,在龙山文化已被证明可作为酒器的陶器如陶杯、鬹、壶、罍和罐等在日照地区也大量出土,更是间接证明了龙山时代日照地区原始农业的发达。
    尧王城和两城遗址发现有猪骨、牛骨和一些未经鉴定的鸟骨。数量不多,主要是因为遗址揭露面积有限,再者,当时尚未有多余的粮食用于饲养,大规模圈养还未实现,家禽家畜只能是散养的。家禽家畜骨骼发现相对较少原因的另一种可能性是:龙山时代原始农业仍然满足不了人们的蛋白质需要,敲骨吸髓仍是人们普遍的饮食习惯。表面上看来日照地区龙山时代原始饲养业并不太发达,但这只是依据现有考古发掘得到的结论,将来也许有机会证明事实是相反的。
    石器农具的出现,是生产力水平提高以后,原始农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出现的。日照地区的各个龙山文化遗址都普遍发现有石斧、石铲、石锛、石凿、石镰等石质农具[11]。甚至石质农具的原材料产地,也在两城镇遗址附近有了发现[12]。
龙山时代,日照的原始农业生产过程,据出土的原始农具推测,可能只有整地、播种、收获、加工四个环节,这一点与其它地区的新石器农业文化特征一致。在这四个环节中,除了播种可以直接用手操作外,其它过程都需要使用工具。
    日照地区的整地可能是火耕与耜耕相结合的,即先用石斧、石锛砍倒树木,晒干后放火焚烧;后期,可供新垦土地渐少,主要在原有的土地上用石制农具翻土平整。虽然现在世界上把我国的传统农业称为中耕农业,但通过考古学研究与民族学调查,我国原始农业没有中耕环节,而是“听其自生自实”,因此绝少发现有灌溉遗存。但“在两城遗址的边缘和中心区域,发现有几条环绕的壕沟,似乎是城壕的一部分,但这些壕沟直接与河流相通,也可能被用于控制水流灌溉稻田”[13]。这种可能的灌溉遗迹说明了龙山时代日照地区也许有了中耕的萌芽。
    在采集经济的原始农业阶段,人们是用双手来摘取野生谷物,以后才逐渐使用石器和蚌壳加工成有固定形状的石刀和蚌刀,此即为最早的收获农具。随着生产力的进步,石刀和蚌刀被改进为石镰和蚌镰。在许多日照地区龙山时代遗址中都发现有石刀与石镰,说明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极大提高。
    农业最原始的脱粒方法是直接用手捋取谷粒,或者用手搓磨谷穗使之脱粒。同时,人们还使用敲打谷穗的办法使之脱粒,这木棍就是最早的脱粒农具。这种脱粒方法,我国西南地区的许多少数民族还在使用[14]。日照地区龙山时代可能也是采用了以上方法进行谷物脱粒。
    最早的去壳工具,在考古中能够确认的是河姆渡遗址、裴李岗遗址(距今七八千年)出土的木杵和石磨盘。从民族学资料来看,最早的去壳方法是掘地为臼,然后铺上兽皮或麻布,用木杵舂打,是为地臼。《周易·系辞》谈到地臼的使用情况是:“断木为杵,掘地为臼,杵臼之利,万民以济。”即指此地臼。地臼稍后发展为木臼,即在树桩上挖一圆坑,倒入谷物,用木杵舂打,此为树臼,再其后用一截树干制作木臼,形成便于移动的木臼。最后才使用石头制作的石臼。虽然目前尚未有发现,但可以肯定,日照地区龙山时代的农作物去壳不外乎以上几种方法。
    发达的农业,使日照地区在龙山时代达到了第一个人口高峰,据中美联合考古队用考古聚落研究方法推算:仅在日照地区的两城及其周围地区的873公顷土地上,当时居住着63000多人口[15]。这些稠密人口的基本生存,其首要条件,是以发达农业所提供的粮食为基础的。龙山时代的两城地区此时已进入早期国家形态,由于国家参与统一的农业管理,生产力得以提高,使得粮食产量和耕地的面积绝对是超乎我们想象的。即使以现代民族学资料研究,其推测数据仍很可观:根据解放初期我国西南地区一些少数民族的资料看,处在刀耕火种阶段的原始农业,亩产谷物可达50~70斤左右,最高可达100斤左右,人均口粮也在400斤以上[16]。笔者由日照龙山时代两城镇及其周围地区常住人口,反推当时该地区粮食总产量至少为2500000斤,耕地总面积至少50000亩以上。可见日照地区龙山时代原始农业之发达,土地承载能力之高。
    附带说一句,通过对两城遗址所征集的一件烤箅进行的残留物的化验,我们得知,龙山时代两城镇地区人们摄取蛋白质的主要来源是鱼类。这一点也为日照地区许多龙山文化遗址发现的大量鱼骨、鱼刺所证明[17]。“饭稻羹鱼”的楚越之风在几千年前的日照地区流行,为日照地区龙山时代的族属及其迁徙的研究提供了旁证。
    种种迹象表明,日照地区龙山时代已有发达的稻作农业文明,这一文明为中华文明的来源、走向及融合所提供的历史证据和贡献,充分证明了日照地区在中国文明史上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注释:
[1]《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
[2][3]李伊萍:《龙山文化:黄河下游文明过程的重要阶段》,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一期。
[4]栾丰实:《两城地区考古及其主要收获》,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一期。 
[5]演杨鸿勋《谈黄河流域首次发现的干阑遗迹与土台陵墓》,2005年1月7日《中国文物报》。 
[6][8][9][13]凯利·克劳福德等:《山东日照两城遗址龙山文化植物遗存的初步分析》,《考古》2004年第9期。
[7]《尧王城遗址第2次发掘看重要发现》,《中国文物报》1994年1月23日。
[10]麦戈文等:《山东日照市两城遗址龙山文化遗存的化学分析——谈酒在史前时期的化学意义》,《考古》2005年第3期。
[11]日照市图书馆、临沂地区文管会:《山东日照龙山文化遗址调查》,《考古》1986年8期。
[12]中美两城地区联合考古队:《山东日照地区系统区域调查》,《考古》2002年第5期。
[14]陈文华:《农业考古》,文物出版社2002年2月第一版。
[15]方辉等:《日照两城地区聚落考古:人口问题》,《华夏考古》2004年第2期。
[16]卫斯:《新石器时代河东地区的农业文化》,《农业考古》1994年第1期。
[17]钱益汇:《谈山东日照两城镇发现的烤箅》,《中原文物》200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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